独孤信和伽罗、明敬两个女儿商议了绝地反击的大事件。 政变的地点，伽罗认为骊山是八柱国所控制的特区，不宜在骊山发难，非还京不可，必须迅速启銮回京。
确定政变拟旨的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双方一致的意见是独孤陀，他是明敬的弟弟。
独孤伽罗还对回銮时间、抵京的时间及车驾与梓宫护卫人员之间的联系等细节，以及京如何迎接梓宫、捉拿八柱国等过程都与伽罗进行了详细的商议。
经过此番过招，自诩为武双全、又历经百战的北塞俊郎，不得不对自己仅有十六岁的女儿刮目相看，独孤伽罗的聪慧机敏、工于心计、敢作敢为的品性，使他相信这个丫头将来一定可以完成这一扭转乾坤的大业。
独孤信与独孤明敬商议了政变的整体计划以后，要启程回京着手准备，而宇护一党一直紧盯着这次“父女会”。却没有合适的理由阻挠。
但是宇护没有想到他严密控制的骊山，一个旨在推翻宇护一党的政变计划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商议完成。八月初七日，独孤信启程回京。政变计划在了无痕迹的操作下启动了。
独孤明敬知道，按周朝祖制有先例，后妃、宫监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参与国家大事。而宇毓遗诏给予她代皇帝掌管“同道堂”印玺的机会，使她有了参与朝政的正当理由。
而以宇护为首的八柱国，他们是钦定辅佐新帝的集体，具有政治的合法性。除非到新皇帝有了独自处理政事的能力，八柱国仍然贪恋权力，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过街的老鼠，“人让而诛之”。
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柱国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应当视为“乱臣贼子”。然而，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强者往往主宰政局的发展走向。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独孤明敬明白她必须成功，才能改写历史。
可是此时，独孤明敬所能够控制的唯一的力量，也是最大的王牌却只有皇太子宇赟。要实现“挟子以令诸侯”的目的，能够依赖的同盟力量只有卫国公独孤信，而这是不够的。
虽然独孤信可以借助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的机会，调动与之相关的一些武大臣，但要想与势力强大的宇护等八柱国进行殊死的较量，独孤明敬还必须扩大群众基础。
那些不鲜卑宇护“铁腕”统治的“苦大仇深”的汉官员很自然地成为独孤明敬要争取的同盟力量，这样，大学士赵贵进入了独孤明敬的视线。
赵贵从西魏时期进入翰林院，不仅勤于政事，尤其擅于墨。历经西魏到北周三朝，由于笔墨出众，曾被委以《魏史》副主编的重任。
赵贵也曾出任户部汉尚书，掌管下钱粮赋税。在他任户部副尚书时，宇护为户部正尚书。
周朝开国以后，为保证鲜卑族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和足够的统治力量与统治基础，在各个政府部门的职位，都安排鲜卑汉两个官员，以鲜卑族官员为先。
他与宇护是同僚，且年长宇护二十多岁，可宇护专横跋扈，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为政敌打造鞋是宇护信手拈来的好戏，工作不失时机地奚落与排挤更是家常便饭。
某日，僚属将汉尚书赵贵已经批阅过的部分件交宇护审核时，宇护佯做不知，故意问道：“是谁批阅的件呀？”部下声告知：“是赵大人批阅的”宇护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
于是将公拟稿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句，严厉批评，连赵贵的画“同意”的批示也一并加“红勒帛”。
宇护是个不爱读书的人，对汉学造诣颇深的赵贵他也敢如此粗野的奚落，足以证明宇护为饶跋扈。
慑于宇护的淫威，赵贵“默然忍受，不敢校正”，终日提心吊胆，难安于位。后来终于找了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起来，宁肯放弃有权有利的肥缺，甘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学士。
独孤伽罗知道，历朝历代都很忌讳女主临朝的“垂帘”。姐姐要由幕后走到台前，代新皇帝临朝执政，首先，必须有吹鼓手为姐姐鼓噪，作好舆论的准备，让朝野下形成一种太后垂帘的舆论气氛。
由谁来带头制造这种舆论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人既能体会权力争夺的微妙之处，又能不露声色地引导舆论，还要不暴露夺权计划。毫无疑问，选择合适的人是对独孤明敬运筹能力的严峻考验。
在独孤明敬的授意下，独孤信四处物色合适人选。赵贵将他的得意门生，太学博士卢辨推前台。
卢辨不负重托，以《奏请独孤明敬权理朝政并另简大冢宰辅政》奏折吹响了太后垂帘的第一声号角。找一个没什么名望的卢辨来开这个头，正是独孤明敬与独孤信的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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