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驾的李汉明和郭泰捷都以为马仲英这是故做姿态，王复汉更是进言道：“殿下，所谓禅让向来都是三请三让，要不末将再行书南都朝廷，让陛下再下圣旨，若此，殿下登基也能名正言顺……！”
“不必了……！”
马仲英长身而起打断了王复汉的话，开口道：“崇武天子是孤亲自拥立的，若行禅让事，孤岂不遗臭万年，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至于现在，孤愿奉天子安居南都，而孤则居神京，代天子稳固北疆边防！尔等这就传孤旨意，令中书省及六部九卿转至京师，留马三德和秦怀忠镇守南都。”
听了马仲英的话李汉明、王复汉等人皆是恍然大悟，楚王您这岂不是和魏武帝曹操一样，囚天子于南都，决策于京师，自个不愿意承担篡位的名声，黑锅给儿子背，居然还好意思说愿效法周文王，这也太不要脸了吧，不过马仲英话都说道这份上了，诸人哪敢再行劝进之事，只得无奈地接旨道：“臣等遵旨。”
崇武三年八月，在彻底清剿完中原的清军残部后，马仲英在京师颁布新法《楚律》并下旨迁移各地富户两万三千户至饱受战火荼毒的湖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福建等地，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对经济损失不大的省份进行资源的重新分配，二是利用这些富绅恢复战乱省份的经济民生，这也就是所谓的移民开荒。
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劳力资源对战乱各省的经济恢复，马仲英通令全国，禁止贩良为奴，禁止人身买卖。所有富绅不得蓄养奴婢，所养的奴婢一律释放为良民，以解放劳动力，同时由朝廷为他们分发相应的土地，提供种子、农具等生产必须品，凡因饥饿而典卖为奴者，由朝廷代为赎身。
这道政令和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制如出一辙，在楚军强力的推动下这使得朝廷增加了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同时，马仲英还颁发《恢复生产诏》，诏书规定：“因战乱导致的山匪马贼，诏旨到日，并听各还本业，由朝廷划分田亩，若有负固执迷者，罪在不原。”
躲在山中当土匪会死，走出山林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良田还有种子和耕具，只要是有点脑子的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马仲英还要求各地的地方官大力推行红薯、玉米和土豆等高产作物，并鼓励他们多养家禽牲畜。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在实行分田降税的同时，中书省还敦促各地官员于农闲时大力整治堤岸塘堰，疏浚河道，专门设置了掌管水利的营田司，并由锦衣卫和内卫联合督导，以防出现有可能的贪污腐败，至崇武八年，地方府县计开塘堰四万余处处，浚河三千余条，修陂渠堤岸一万三千里。
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哪怕是马仲英抄没了京师和全国二十三处满城，得了数亿两白银，甚至在泉州和广州又新增了两处市舶司，朝廷财政还是有些捉襟见肘，为了获得更稳定的财源，马仲英终于把目光看向了和大明隔海相望的倭国。
崇武九年九月十八日，马仲英即以倭国王室断绝朝贡，吞并大明藩属琉球、妄称天皇的名义，令东王王复汉领水陆大军十五万，携带大小战船三千余艘，征伐倭国实际上的掌控者德川幕府。
与大明有贸易往来的萨摩藩和长州藩以及佐渡藩本就对德川幕府不满，收到明军大举来袭的消息后纷纷响应。
十月十一日，楚军主力在九州登陆，随即和萨摩、长洲、佐渡等藩组成联军，攻入倭国本岛。
十月二十八日，倭国主力于石见和楚军遭遇，王复汉以随军的五万八旗降兵和萨摩等大名的藩兵为先锋与幕府军决战，双方大战二十八日，楚军惨胜，所携之八旗降兵损失殆尽，主将鄂扎和喇布亦是被倭寇炮毙，萨摩、长洲等大名武装也是折损大半，但德川幕府主力亦被楚军全歼。
为了保住权利和地位，德川幕府不得不向王复汉求和，经过反复磋商，双方约定，倭国国王去天皇尊号，倭国不可保留常备兵力，只允许保留国王卫队及扈从八百，国家防务由楚军驻军负责，各地大名只要尊华夏上国，即可享受和华夏正常贸易的待遇，并得到楚王的册封，永享富贵，至于德川幕府改降为大名，移居江户。
同年，在南都恩养在皇宫的崇武帝病重，皇后王氏力请马仲英回朝接受崇武帝禅让，由于此前朱慈炤就有圣旨，百年以后由自己承继大统，故尔马仲英没有拒绝，只不过在即位后，便颁布新诏，立王妃朱毓秀为皇后，其子马建业为皇太子，改国号为中华，改明年为中华元年，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中华元年二月，应兴朗郡王朱进瑜所请，马仲英遂命大都督府右都督李汉明为元帅，起大兵二十五万征伐缅甸，和王复汉一样，原本在京师满城投降的五万八旗降兵和年青丁口充当了全军前锋，这些八旗残兵和丁口都是发配到广西和云南开矿了七八年的老力工了，早就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再加上这些年来被当成牛马一样驱使，根本提不起任何反抗的心思，而且李汉明在出征前也反复说明，只要他们立下战功，斩获缅军首级，待战事结束后，他便向皇帝陛下请旨，放他们自由，因此这次征缅之战是人人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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