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士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按照后世公司的架构来理解的话，就是：一等人是职业经理人，负责行政管理、组织生产；二等人是普通蓝领，负责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加工；三等人是技术工人，负责研发新产品；四等人是营销部门，负责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
您是不是感觉排名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了，以某官本位思想严重的国家有些扭曲的商业社会的价值观来衡量，应该是士商工农。也就是官员掌控一切，商人与“白手套”们合作发财，白领们辛勤工作，农民伯伯辛苦吃土。
由此大概可以看出，古今最大的区别在于农和商的位置颠倒了。
这并不是封建帝王们良心大发，感念农民伯伯的辛苦而特意抬高了农民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生产力的落后和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而不得不喊出的正治口号。谁要是当真了，就真的是图样图森破了。
以农税仅占国家税收四成的宋朝为例。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
另有和籴、和买制度。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些预付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司马光曾言：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
以这位老兄的人品和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可以保证这些话的可信程度的。
总之一句话，农民这个职业从古到今都是生存状态最差的社会底层。你都底层了，大家压迫你一下，让你的负担重一点，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以中国农民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品格而言，“一下”和“一点”大都是可以忍受的。
如果连农民碗里的最后一口饭都要抢去，最后一片遮体的衣物都要拿走，农民即便是性格再好只怕也要“反他娘”了，断然是做不到老老实实等死的。所以，中国王朝的变革往往都是以农民为主力的。
有广大农民参与了，叫“起义”；没有农民参与的叫“造反”,是要很快被消灭的。
这样看来，无农不稳除了说明农业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正治意义上的考量的。
至于商人之所以被排在“四民之末”的悲惨地位，方仲永只想说一个字：全都是自己作的。
据说，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于是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阶层就基本上确定了——尽管那时候的农指的是中小地主。
更可气的是吕不韦这个傻缺弄出了个奇货可居的典故。
《战国策·秦策五》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曰：“此奇货可居也。”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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