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终究还是把黄庠的名字加进了省试录取的名单之中。他可以怼张尧佐，那叫风骨，那叫气节，但公然违背皇帝的旨意就只能叫二百五了。
于是，礼部试张榜公布，方仲永高居榜首，黄庠定为十五名，曾巩吊车尾好歹也算是进了准进士的名单。而寻遍了榜单，也没有看到王安石的名字，难不成是落选了？至于晏居厚，当然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地落选了。
本待安慰一番，谁知道人家根本不在乎。
晏居厚大咧咧地说道：“我爹说了，我长于俗务，可为家宰。但因格局不够，资质平庸，贸然进入官场反而不美。还不如寻个清闲的寄禄官，富贵逍遥一生为宜。他早已得官家许诺，会给我谋个赐进士出身。虽不如你们科举正途，但也算是有个进身的阶梯了。所以，你们不用管我了，咱们喝酒去吧！”
因太祖早有禁令，严禁科举士子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谢师之礼可以免除了。虽在地方上谨守此理者甚少，但天子脚下，又有哪个考官敢与天子争夺门生？
方仲永和曾巩既免了到王曾府上去感谢的礼节，也乐得清闲，自然是要去京城最大的酒楼——樊楼庆贺一下的。即便曾晔无缘参试，但弟弟省试过关，基本上就已经是铁定的进士出身了。
只因前番有那屡试不第的举子张元、李昊愤而转投西夏，给朝廷制造了不小的麻烦。赵祯特意下旨，凡省试得中者，一律不再黜落。另对“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七举及六举终场年六十，淳化以前尝应举及经先朝御试者，不以举数，令贡院别具名以闻。”
景佑元年(1034年)又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
而柳永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柳永约生于984年，恰好五十了，且又有前四次落第的经历，实在是非常符合“进士五举年五十”的条件的。
否则，以文人相轻的秉性猜测，以皇帝的心眼儿都不怎么大来推测，是绝不会有哪一个考官敢把他的名字写到榜单上的。即便是刚正不阿的王曾也不会录取他，因为皇帝不喜欢，因为柳永曾经在通过省试后而被真宗皇帝一句“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直接给pass掉了。
其实说起来，柳永也是个可怜人。一方面他的累世为官的家庭需要他在科场上功成名就，他的哥哥柳三复、弟弟柳三接都一直致力于科举，柳三复更是在天禧二年（1018年）就考中了进士。而在今年，也就是景佑元年，柳三变和弟弟柳三接才一同考中了进士。比历史上曾晔的悲催命运也只是强了那么一点点。
若是按照方仲永前生那愚蠢而自命清高的想法，自然是要鄙夷一句“一帮子官迷”以显示自己的不同俗流。特别是你柳永，好好地搞自己的艺术创作不好吗？干嘛非要在那污浊的官场中死命打拼，最后不过混了个屯田员外郎的五六品小官。不得不说是文化史上一个巨大的损失。
毕竟能胜任指导种地的虚职的人一抓一大把，但能在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宋词的创作上，无人堪与之比肩。即便是苏轼，也受其惠良多。柳词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象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苏轼以启示，故苏轼作词，一方面力求在“柳七郎风味”之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又充分吸取了柳词的表现方法和革新精神，从而开创出词的一代新风。
但是，处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往往是看地位权势，而不论及其他。君不见“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余光中语）的李太白亦曾有“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后世着名文学家郁达夫也曾为了兄弟几人得了个小小的职务而欣喜不已。
没办法，我们毕竟不是一块没心没肺、无牵无挂的石头，总有许多我们在乎的人需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吃穿总要有吧，读书总要有吧，子女总是要婚配的吧，父母必然是要赡养的吧。如此种种羁绊，再想潇洒地来去，非心如铁石之辈不能为也。
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己既无经济能力，而为了所谓气节和自由，让自己过得像乞丐，让妻子儿女跟着挨饿受冻。难怪诗佛王维会引用《左转》里面的“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去嘲讽他了。钟嵘论诗时也只是将陶渊明放在《诗品》三品之中品，并未如后世一般无限拔高。
于是，方仲永几人在樊楼畅饮的时候，隔壁包厢中的柳永也是在众多莺莺燕燕的“包围”下微醺了。
要说这柳永实在是第一代自己“创业”的“众筹招募者”——李白不算。他有敕命在身，全国各地任他吃喝、游玩，所需经费可由官府报销。——虽然顶了个“奉旨填词”的名头，但那只是一时气愤之语，作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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