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三县要第一时间推进新政，将田亩均分到户，官奴婢以及一部受盘剥极重的屯户家小都是要赐贱还良，以便三县尽快的彻底融入淮西。
那样的话，在过渡期间三县的总生产力难以快速提升上来，实际能征收到的总税赋规模就需要直接缩减掉一半。
这些税赋即便征收上来，目前还需要截留给州县，主要用于地方建设，也就是说韩谦短时间内并不指望这三县能为制置府的岁入做出直接的贡献，更多还是从煤铁盐布等大宗货物上产生间接收入。
因此，韩谦目前就只能让官钱局负责履行对梁军的支借。
当然了，官钱局承担这么大规模的粮谷及兵甲战械支借重任，折合钱粮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为确保粮食资源不往外流失，又或者说保障淮西的粮食安全，制
置府从州县到乡司目前所执行的是粮食统销统购政策。
这一政策下，淮西境内只有州县乡司有权从民户手里收购粮食或向民户出售粮食；外地粮商输入、输出粮食，只能与州县乡司交易，不得与民户直接交易。
收复淮西主要地域后，目前粮食已经完成四季的收成，境内的粮食压力完全得到缓解，再结统销统购政策，淮西境内的粮价实际下降到每石八百钱。
这要比咫尺相邻的淮东、江东、京畿低一大截。
事实上江东等地的乡豪大户把持地方，垄断地方上的粮食贸易，从民户手里收购粮食也将价压得极厉害，以图高价出售获利。
而之前淮西粮食紧缺时，制置府千方百计的从叙州等地购入廉价的粮食，由州县乡司出售给民户，也是远远低于江东高达两千钱一石的粮价，尽可能保障城镇民生不受粮价起伏的冲击。
而淮西全境有过四季丰收，这之后再每年额外往外输出六七十石甚至一二百万石粮食，完全不会对淮西内部的粮食资源造成紧缺。
这也将使得官钱局对河淮梁军的支借规模，每年折合钱粮实际上能控制在七十万缗以下。
这已经是官钱局所能承担的范围了。
除了官钱局这两年总资本逐年新增外，对淮东支借钱粮总计达六十万缗、对寿王府支借钱粮达八十万缗，这两项合计每年就约有近三十万缗的息钱收入。
不管淮东、寿王府跟棠邑的关系这几年起起伏伏，多有转折，也不管借钱容易还钱“难”，淮东、寿王府按季要支付的息钱，可以说已是两家颇为沉重的负担，但他们目前都还是能如期履行的。
商贾是没有国界，这背后的账目算清楚，陈乔等氏的当家人完全不觉得棠邑暗中跟梁军勾结算什么事情，当年都义愤填膺的声称要支持梁楚和议、以驱胡虏。
当然，他们心里也清楚，支借出去的钱粮，特别是无论之前答应每年向蜀国支借三十万缗钱粮，还是这次每年向梁军支借七十万缗钱粮，要想能够源源不断的收回钱息，并确保将来本金无忧，最根本的依仗还是棠邑的军事实力。
梁军与棠邑秘密订立的和议，除了归还凤台、寿春、霍邱三地作为支借钱粮兵甲条件外，还同意打开棠邑煤铁盐布以及药材、油皂等大宗物资在梁国南部诸州及汴京的销售通道。
目前梁境南部诸州及汴京的生产体系被摧残得厉害，短时间内很恢复起来，民间也急缺这些物资，缓解日益危困的民生；而这些物资初期入境规模即便会很有限，但也能额外给河淮梁军提供一笔榷税收入，缓解紧缺的军资开销，并从中拨出一定的钱款，支付借贷息钱。
这样的条件对棠邑有利，对此时的河淮梁军也是有利的，除了能获得极紧缺的补给外，还能有效削弱、限制徐明珍所部的军事潜力与野心，迫使其与河淮梁军共同进退，要不然棠邑兵马随时能越过淮河，进攻其目前控制的核心区域谯州、颍州两地。
另外，汴京南面诸州受旱情及战乱，有大批饥民、难民逃离家园，河淮梁军目前仅有能力吸纳青壮补充兵马的不足，为免诱发不可控的民乱，这次也将打开这些流民、饥民南下江淮逃荒就粮的通道。
虽然南下江淮的饥民会以老弱妇孺为主，还夹杂大量的疫病，放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之负担，但韩谦没啥好挑剔的。
前朝中叶时，淮南西道人丁繁衍，一度有在编户三百多万口，但大楚开国时，淮西人口曾下降到七八十万，之后十六七年间，天佑帝往淮西迁入大量的兵户、民户实边，也才缓慢恢复一百万口左右。
安宁宫失败北逃，虽然胁裹大量人口渡江迁入淮西，但之后连续数年军事对峙、大战，人口损失不在少数；不算寿州军的将卒，前两年的淮西总人口都在一百万以下。
韩谦这几年来不遗余力招揽、安置境内的流民，又收编淮阳山里十数万口民户，从江东、淮东等地迁入逾二十口万饥民，最终才使得淮西总人口勉强超过一百三十万，但距离淮西鼎盛之时还是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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